抗生素、止痛药、抗菌药、防晒霜……这些原本只该存在于小药箱和化妆包里的化学物质，近些年却在江河、湖泊、近海等水体中被检测出来。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王玉珏近日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虽然种类众多的新型污染物浓度极低，不会造成突发性危害，且短时间之内其危害性也不会显现出来，但由于其在水中往往会产生协同作用，在一定条件下，有一定的概率会对生物和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我国所面临的新型污染物问题日趋严重，需要着手控制并削减这类污染物的排放，并要从污染控制过渡到风险控制。王玉珏建议，进一步建立完善的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价技术，评估新型污染物的潜在环境风险；加强基于人体健康生态环境安全的新型污染物环境基准研究，以及风险控制和管理技术探讨研究等。

  难降解易富集，会干扰人类及动物内分泌系统，对机体的生殖发育、免疫及神经系统等多方面产生异常效应

  “新型污染物是指在环境中新发现的，或者虽然早前已经认识但是近来引起广泛关注，且对人体健康及生态环境具有威胁的污染物。”王玉珏和记者说，整体看来，这类污染物目前在环境中的残留量很低。

  据介绍，新型污染物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在环境中往往难以降解并易于在生态系统中富集，因而在全世界内都会存在，对生态系统中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类生物均具有潜在危害。

  尽管在环境中的含量极低，甚至低到要用“纳克”（十亿分之一克）来描述，但它们所产生的危害却并不小。

  王玉珏和记者说，环境中的新型污染物会干扰人类及动物的内分泌系统，从而对机体的生殖发育、免疫系统、神经系统等多方面产生异常效应，如人类睾丸癌、前列腺癌、乳腺癌、子宫癌发病率的升高，野生鱼类雌雄同体或雌性化现象频发等。

  王玉珏举例说，药品和个人护理品（PPCPs）中如抗生素在人类和畜禽养殖中大量使用，提高了动物的抗药能力，而药物又会随着代谢活动转移到肉、蛋、奶中。蔬菜等植物生长在被抗生素污染的土壤上，或者是施用了含有大量抗生素残留的畜禽粪便肥料，使得抗生素转移到这些植物体内，人类食用后也可能会引起体内抗药菌种类和数量的增加，耐药性增强，使得一些感染性疾病难以治愈，有时还会引发过敏反应。

  “当环境通过自身的净化能力无法去除残留在环境中的抗生素时，有几率会使环境中的耐菌株大量增加，特别是耐药沙门氏杆菌的增加会增大人和其他生物被耐药菌感染的风险。”王玉珏和记者说，少数PPCPs类化合物已被确认具有直接的内分泌干扰作用，主要是人工合成雌激素，如己烯雌酚、避孕药等。

  北京大学教授胡建英曾对渤海湾某海域的研究发现，当地野生梭鱼的雌雄同体发生率最高已达到50%，此现状与一种新的类雌激素物质相关，而其浓度也仅仅为纳克水平。

  有专家曾在实验室通过实验模型和特定的模式生物，检测新型污染物的危害。结果发现，含有某种低浓度止痛药的水，催生出拥有几条尾巴的鱼，或是让鱼产生类似肿瘤的突变。对此，专家给出的解释是，给人用的药往往拥有明确的治疗靶点，但这些靶点动物却没有，也许这就造成了较高的畸变概率。

  王玉珏表示，水体中往往含有多种污染成分，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污染物的负面影响有一定的概率会成倍放大。

  部分来源于自然释放的植物雌激素，但更多的来自人为排放，如石油、农药和化学工业生产等过程

  资料显示，在我国东部沿海和各大河口的水域里，抗生素、避孕药等都有检出。专家这样认为，理论上，这些物质在水里本来就不应该被检测出来，虽然浓度很低。

  据王玉珏介绍，新型污染物中部分来源于自然释放的植物雌激素，但更多的来自人为排放，如石油、农药和化学工业生产等过程。其中，空气中的新型污染物大多数来源于于垃圾焚烧、建筑材料和日用品的挥发等，而水体新型污染物大多数来源于于工业废水、生活垃圾污水以及大气中新型污染物的湿沉降；土壤中的则大多数来源于于工农业活动和人类的其他社会活动。

  在去年6月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等单位共同主办的“东方科技论坛”上，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周俊良教授也表示，初步证据说明，水中的新型污染物来自人为活动，比如水中与防晒霜相关的物质，其浓度高峰出现在夏天，而这时大家多在海边活动。另外，水产养殖场附近水域的抗生素浓度会显著上升，而抗生素是养鱼者最常用的药物。

  中国环境科学院副研究员段晓丽等人曾撰文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材料和新化学物的应用也慢慢变得多，有许多已显示出明显的健康危害和广泛的环境存在，如纳米材料的大气污染问题，以全氟辛酸铵（PFOA）和全氟辛烷磺酸（PFOS）为代表的氟化有机物（FOCs），五溴双酚醚（PBDE）等具有POPs特性的新环境污染物等。

  中国环境报：“水十条”中对新型污染研究治理提出了要求，您认为我国目前该如何管控？

  王玉珏：对于不同的新型污染物，一定要通过不同的途径来来管理和控制，如全面禁止和淘汰（如氯丹、灭蚁灵和六氯苯等）、替代品开发（如溴化阻燃剂和全氟化合物）、有效处置和减排、加强危害宣传等。

  中国环境报：有新闻媒体报道称，目前国内污水处理厂对新型污染物无能为力，是这样吗？

  王玉珏：新型污染物在我国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和污泥中都会存在，虽然臭氧氧化工艺对大多数新型污染物具有一定的去除效果，但臭氧氧化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大量具有更高毒性的中间产物。因此，亟需研究并应用更全面、更高效的污水处理技术，以从源头上阻断新型污染物进入到环境中。

  王玉珏：相对发达国家，我国在新型污染物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政府关注程度持续加大，正逐步缩小与国外的差距。

  2001年12月，国家863项目“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筛选与控制技术”的立项，标志着我国新型污染物研究工作正式开展起来。目前主要研究范围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香港、台湾、浙江、广东等地，其余地方研究较少。

  由于缺乏新型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和环境品质衡量准则，也没有相关法律和国际公约的制约，目前我国新型污染物的控制技术基本处于实验室阶段，缺乏实际应用。

  王玉珏：对于我国来讲，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建立完善的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价技术，评估新型污染物的潜在环境风险；加强基于人体健康生态环境安全的新型污染物环境基准研究；加强风险控制和管理技术探讨研究，为新型污染物环境安全保障提供支持。

  早在20世纪70年代，国外研究者就慢慢的开始关注环境中外源性物质的雌激素效应，90年代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始了对新型污染物的研究并将其视为优先研究对象。

  美国、日本、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等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都相继发表了专题报告，对环境中新型污染物的污染现状、环境危害、作用机制以及风险评价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进行总结，提出了研究和控制战略计划及实施方案。

  例如，基于大量研究，美国环保局将全氟辛酸铵（PFOA）列为人类可能致癌物，并于2007年与包括杜邦在内的8家美国公司签订了减排协议，督促这一些企业分阶段不再使用全氟辛酸。

  目前，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瑞典、英国等欧美国家，亚洲地区的日本、韩国等国对PPCPs类物质的污染分布、迁移转化、降解去除、环境风险等方面均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如在降解去除方面，科研人员先后研究了混凝沉淀法、活性炭吸附法、膜工艺和高级氧化工艺等技术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