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煤炭资源储量虽然低于美国和俄罗斯，位居世界第三，却是世界上煤炭开采量和出口量最大的国家。山西省作为我国煤炭生产大省和重要能源供应基地，地域内发现的煤主要是腐殖煤，以烟煤和无烟煤为主，褐煤较少。炼焦用煤和无烟煤属于我国特殊和稀缺煤种。

  唐代时，日本留学僧人圆仁在其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中记述：“太原府一出城西门，向西行三四里，到石山，名为晋山，遍山有石炭，远近诸州人尽来取烧。”说明当时太原慢慢的开始采煤烧煤。宋仁宗庆历年间，因为民间盗铸钱币，致使物价暴涨，泽州知州李昭遘曾上奏：“河东民烧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盗铸者莫可诘。而契丹亦能铸铁钱，以易并边铜钱而去，所害尤大。”橐是古代一种鼓风吹火的器具，冶即冶炼，这里指铸造工具，可见当时烧煤已确定进入家庭，煤慢慢的变成了冶炼金属的燃料。《宋史·陈尧佐传》中记述：“徙河东路，以地寒民贫，仰石炭以生，奏除其税。”因见河东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只能依靠采煤卖煤为生，所以陈尧佐奏请朝廷为当地百姓免除税收。《元一统志》记载：“石炭窑，四座，一在石州离石县上官村，二在乡宁县南五里”“煤炭出管州，出娄烦城北一十里石炭井村，又城南五十（里）到顷道村。”并且记载在盂州南面的八斗里招贤村有炭窑十三处，“岁办官课”，即采煤纳税，足见当时山西煤炭资源开采之盛况。据《明一统志》记载，阳曲、太原、榆次、寿阳、清源、交城、静乐、霍州、吉州、临汾、洪洞、浮山、赵城、汾西、岳阳、翼城、河津、灵石、辽州、泽州、阳城等地方都出产煤炭，山西采煤在那时已经是全国翘楚。

  清代山西的煤炭开采和运输逐步形成相当规模的运营网络，但由于开采都是人工作业，在勘查及采掘技术上还最简单、落后。直到1908年，由爱国绅士阶层发起的山西保矿运动历经三年不懈抗争，从英商“福公司”手中赎回矿权，成立了山西人自己开办的采矿企业“山西保晋矿务有限公司”之后，才开始置办蒸气绞车之类的简单机械化和半机械化采煤机具，使煤炭产量持续不断的增加。至1936年，全省原煤产量达到331万吨。

  1937年日军侵入山西，为了加紧掠夺山西的煤炭资源，在大同、阳泉、霍州等矿区附近修建发电厂。至1942年，全省煤炭产量高达621万吨。日军投降之后，由于一些设备毁坏、矿井被淹，至1948年，全省原煤产量下降至198.9万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煤矿井下采掘逐步由人力手工、打眼放炮、普通机械、综合机械过渡到智能开采，机械化、自动化程度日益提高，并在朔州建起第一座机械化开采的大型露天煤矿——安太堡矿，使山西省煤炭工业进入井工与露天并行开采的新阶段。

  山西大型煤田，包括大同、宁武、河东、太原西山、沁水、霍州六处。1990年时，全省共有煤矿企业6065个。经过数次重组整合及关停淘汰落后矿井，2005年剩余4278座，2007年剩余2797座，2009年减少到1053座，办矿主体由2200多个减少到130个左右，而且保留矿井全部实现机械化，单井平均规模达到120万吨/年，山西煤矿“多、小、散、乱”的产业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2013年以来，在市场需求增幅回落、产能建设超前、进口煤影响区域扩大和煤炭企业税费负担与历史包袱较重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我国煤炭产业一片萧条，大量煤炭企业陷入亏损破产的困境。各地纷纷出台煤炭救市政策，但基本思路还是限量保价，依然没有走出困境，充分说明通过强硬干预市场的方式，很难从实质上解决煤炭行业的问题。

  2016年初，国务院正式提出对煤炭产业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山西捷足先登，主动破除“煤炭依赖”。当年10月20日，石圪节煤矿因资源枯竭，成为山西去产能关闭的第一座大型国有矿井，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截至2019年底，山西共关闭煤矿106座，退出产能11586万吨。此时，山西共存各类煤井988座，其中生产矿井666座，新建矿井49座，改扩建矿井273座，累计产能9.64亿吨/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山西省累计生产原煤201亿吨，占全国的1/4，其中外调量超过70%，覆盖全国2/3的省份。

  当中国新能源革命的大潮滚滚来袭时，山西作为能源大省，正在筹划合理控制煤炭产业产量，大力推动智能绿色安全开采和清洁高效深度利用，积极布局先进接续产能，加快煤矿智能化改造，严控煤炭消费增长，有序推进煤炭消耗减量替代，坚决当好能源革命排头兵，继续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尽心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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