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42年（天宝元年），现已四十二岁的李白遽然得到入京诏书，所以马上回去与家人离别，并写下七言古诗《南陵别儿童入京》：

　　求用心切、得宠失色的神态栩栩如生，趾高气扬体现得酣畅淋漓。过了将近一千三百年，咱们仍然能逼真地感遭到那种毫不掩饰的振奋扑面而来。

　　后人誉李白为“诗仙”，但他最大的志向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李白“五岁诵六甲”；十五岁已有诗赋多首，并开端社会干谒，好剑术，喜任侠；十八岁隐居读书；二十四岁开端远游，次年出蜀，“仗剑去国”；二十七岁迎娶官宦女儿；二十九岁屡次参见本州裴长史，遭谗谤，上书自白，终为所拒；三十岁往长安，谒宰相及其他王公大臣，均无果；三十三岁开山田，耕读度日；三十四岁献唐玄宗《明堂赋》，次年献《大猎赋》，以博欣赏，又结识卫尉，从而向公主献诗，一步步挨近权利上层。在长安紫极宫，他遇见贺知章，马上上前参见，并递上袖中诗本，其诗的绮丽洒脱令贺知章惊为“谪仙人”。

　　由于公主和高官的欣赏，李白被召进宫，玄宗降辇步迎，即令供奉翰林，随侍左右。初春，玄宗行乐宫中，李白奉诏作《宫中行乐词》，赐宫锦袍。暮春，兴庆池牡丹怒放，玄宗与杨玉环同赏，李白又奉诏作《清平调》。每有宴饮郊游，必命李白赋诗以纪盛况，撒播后世。

　　玄宗的宠信，让同僚不堪艳羡。李白自己却日渐厌恶，纵酒以自昏秽，以致“长安市上酒家眠，皇帝呼来不上船”。他醉中起草诏书，伸脚让宦官脱靴，“宫中人恨之，谗谤于玄宗，玄宗疏之，后玄宗赐金放还”，亦即变相撵出长安。

　　又有《蜀道难》，变幻奇谲，仙而不鬼，倏起倏落，忽虚忽实，烟水杳渺，可谓绝世奇文。它外表写蜀道险阻，实则写宦途崎岖，屡逢踬碍，大材小用。

　　原以为能像管仲、张良、诸葛亮们相同干一番事业，却发现那不过是幻影；原以为能“平交王侯”，但是王侯们并没把他当一回事。“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冯谖之鉴就在前面。他终究落了个“大路如彼苍，我独不得出”的绝望，“行路难，归去来”的悲叹，“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惆怅，“且乐生前一杯酒，何必死后千载名”的无法。

　　出京，李白从头踏上了云游的漫漫旅途，在江淮一带盘桓。精力极度苦闷，一再去友人的山居为客，登高饮宴，借酒放歌，宣泄胸中郁积。已然“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那就“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钟鼓馔玉缺乏贵，希望长醉不肯醒”。

　　时刻像突如其来的黄河，疾逝不回。高堂上，明镜里，早上仍是一头青丝，黄昏就白如霜雪。《将进酒》，篇幅不长，却五音繁会，笔酣墨饱，情极悲愤而作狂放，语极豪纵而又冷静，气势与力气震烁古今。

　　但是，“抽刀断水水更流，碰杯消愁愁更愁”，除了慨叹“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行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只能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尽管后人评这首《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如天马行空，神龙出海”，腔调激越昂扬，情感崎岖涨落，如江河汹涌瞬息万变，波涛迭起，与艺术结构的腾挪崎岖完美结合，达到了豪宕与天然调和一致，如此，但诗人的郁结之深、忧愤之烈、心绪之乱，以及剑拔弩张、发则不行遏止的情状是无法掩盖的。当年直陈其事的赋体《南陵别儿童入京》兼采比兴，夹叙夹议，正面描绘与旁边面烘托相结合，在纵恣跌宕的笔调中，洋溢着完结志向的极度高兴和积极进取的豪放豪放，可现在，这样的影子一点也见不到，更甭说“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魄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傲了。

　　年近耳顺，李白竟至于走到了放逐路上，好在不久就遇大赦。九死终身的白叟，写下《早发白帝城》，表达捡回一条老命的激动。

　　尔后，李白与宦途绝缘，从头沦为蓬蒿人。从被赦到离世，几年间，流离失所于宣城、金陵。

　　李白瞧不起蓬蒿人，蓬蒿人却没有瞧不起他。乡野豪士汪伦修书约请落魄的李白去他家园，“诡云”那里有“十里桃花”“万家酒店”。李白去了，才知道“桃花”是桃花潭，并无桃花，“万”是一家店东的姓。但汪伦“挽留数日，赠名马八匹，官锦十端，而亲送之”的美意让他深为感动，他挥毫写下《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也是撒播最广的李诗之一。

　　晚年的李白几经苦难，失落几近乞丐。他自己在诗里说“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各拔五色毛，意重泰山轻”，说白了便是靠人周济过日子。

　　六十一岁，走投无路的李白从金陵来到当涂，投靠当县令的族叔李阳冰。在尔后将近一年的时刻里，他有过一些高兴的日子，常与李阳冰豪饮纵谈，“大笑喧雷霆”。不过，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青丝如霜草”，只能是“扪心空叹气”。到当涂的第二年十一月，他因“腐胁疾”不可救药，终究怀着满腔的悲怆饮恨而死。

　　当涂临江有名胜“李白捞月处”，称他是“醉酒后想去缘木求鱼而溺亡”，令人苦笑。转而又想，或许李白的死就该是跟他的诗相同，充溢浪漫主义颜色的吧。

　　五十五年后，宣歙观察使范传正从父亲的诗文中发现自家与李家有“通家之旧”，所以寻访到了李白的两个孙女，从她们那里得知“先祖志在青山……殡于龙山东麓，地近而非原意”，范传正“闻之悯然”，随后请人“躬相地势，卜新宅于青山之阳”，并亲自为新石碑撰写了序文。

　　我很为这篇碑铭所牵动。它不只清楚地记叙了李白后代两代的日子情状，更重要的是刻画了他们的精力面貌。李白两个孙女的父亲伯禽早已“不禄而卒”，哥哥出走，“不知地点”。她们自己则“俪于农民，救死罢了”，成了农妇。尽管“衣服村落，描述朴野”，却“进退娴雅，庆对详谛，且祖德如在”。范传正劝她们“改适于士族”，便是改嫁读书当官的人，她们的答复是：“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穷既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救于他门。生纵苟安，死何面貌见大父于地下？欲败其类，所不忍闻。”

　　这使范传正大为感动：“余亦嘉之，不夺其志。”而我从中看到乃祖李白的另一种遗产——骨子里的尊贵与自豪：“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李白巴望“青云直上九万里”，但命运捉弄了他，就像他捉弄那些权贵。巨大的自我期许和相同巨大的冷漠遭受构成反差，终至客死异乡，埋骨草野，构成了李白终身最大的悲惨剧。对李白激烈的功名欲，后人不乏诟病：他为求举荐说过肉麻的话，遭到朝廷召见就满意失色，以退为进择机而动故作山人状，等等。但有一点咱们不能不注意，李白的喜和悲，满意和失落，根据的是我国士子传统的建功立业、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而不是禄蠹之辈对权利的沉迷。

　　超拔于世的高傲自负，使李白在绝望的折磨中成为一位顶天立地的诗人，而不是像庸人那样蜕化为一个蝇营狗苟的宵小。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这首《临终歌》纵使是不为世所用的临终绝唱，也像盛年时的高歌，大气磅礴。

　　李白肯定自傲，“天生我材必有用”，但文学才调并不等于政治才华。我只看到了李白的诗才，其行政才华怎么，由于没有做过专门研究，我无可置喙。听说他宣读并回复过一封交际文书，让满朝衮衮诸公惭愧。但这样的作业，今日一个外语专业的本科生就能完结。安史之乱后，原本好好的与夫人在庐山“巢云松”、观瀑布，他却跑去做李璘的幕僚，给自己招来放逐之祸。凭这一点，就可见他的政治才智。即使他果真像自诩的那样能“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但关于绵长的文化史来说，多一个管晏那样的能吏，仍是多一个李白这样的诗人，孰轻孰重，还真难说。古来诗人善治，能吏善诗，不胜枚举，但把诗写到李白的水平，能够断语，一个也没有。

　　李白的终身，不离酒与月。“白也诗无敌”，多有酒与月。诗酒月与李白，是标配。中心倘夹进一只公文包，便是李商隐在《义山杂纂》中说的“花间喝道，看花泪下，苔上铺席，斫却垂杨，花下晒裩，游春重载，石笋系马，月下把火，妓筵说俗事，果园种菜，背山起楼，花架下养鸡鸭”，宋朝的《西清诗话》修饰为“清泉濯足，花下晒裩，背山起楼，烧琴煮鹤，对花啜茶，松下喝道”。一句话：杀风景。

　　“碰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醉酒写诗，便是李白人生的巅峰，也是我国文学的巅峰。诗酒月因李白而尊贵，李白因诗酒月而被奉为“仙”。

　　“古来圣贤皆孤寂，唯有饮者留其名。”这个“饮者”，天然是才华冲天、诗写得超一流的饮者，不是有酒必喝、喝酒必醉、醉酒必烂、除了贪酒什么本事也没有的酒徒。至于“孤寂”，孤寂的又岂止是“圣贤”？多少帝王将相连同他们其时的不行一世早已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荒野乱草下，被世人忘得一尘不染。而李白，一向像郁郁苍苍的参天大树，直指我国文学的千古云天。

　　李白的巨大，在于他的言语天才，在于他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在于他的诗在他死后再也无人逾越。这和他是否王族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是不是进了朝堂做了翰林供奉，没有一毛钱联系。有酒，有月，就有诗，有诗就有李白。即使一向便是蓬蒿人，只要与诗酒月同在，李白就注定是我国文化一个明显的符号。